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19)《答李孝述继善问目》《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十，《朱子全书》，第25册，第4804-4805页。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

朱子就明确说过：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极动静生阴阳之义。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一语素称难解，疑者如王阳明弟子顾应祥称阳明此论已堕入佛家青青翠竹尽是真如之说，(21)实则阳明此论本由两部分构成。在舍、窍这一类空间性的隐喻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弥漫于宇宙之中的生气、灵气、精气、精灵，修身工夫不过是要清洁舍、窍之中的染污、阻塞物，或让精气栖息于舍之中，或让精气通过窍而始终保持与天地精神相往来(20)对《内业篇》的工夫论讨论，可参见罗浩著、邢文主编《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22)《东游会语》，载吴震编校《王畿集》卷四，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而今精灵成了自有永有，上帝亦为其所产生。精舍一词即出自《内业篇》，这种精气无物不贯：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而人只有通过治心、养气的工夫(心静气理、修心静意)方能将之收摄于心之中，藏于胸中，谓之圣人。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

韦政通从来没有主张过全盘西化。……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那么在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之间，韦政通究竟属于哪一系？ 大多数学者因为韦政通对新儒家的批判态度而将其归属于自由主义一系，这样未尝没有根据。

相对来讲，处在两端争胜之间的新儒家学者中，也已经产生了这种觉醒。但这种戏言表明具有明显叛逆性格倾向的韦政通，在潜意识里始终想着要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从而成就真正的自我。

这个观念仍是民本而非民主。此前韦政通已经与道德理想主义分手，并且开始走向了对传统儒家的批判途程，用韦政通自己的话说就是思想的探险。他们企图用科学、科学主义和科学方法等来打倒并取代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1]100，事实上既不可能，本质与新儒家反对科学一元论，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只能出于宗教的虔诚与敬意一样，都是独断的、非客观的态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得到复兴。

牟宗三说胡适等对中国文化的肆意诋毁完全是一股情感的气机之鼓荡。韦政通对新儒家和自由主义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的检省之目的，并不是为了调和两者的关系，而是为了超越两者敌对的心态，并且批判地吸收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目的是使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建设，建基在健康和谐的基础之上，推进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步伐，给孔孟以来的真精神填充新的内涵，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更有生机。因受牟宗三的影响，韦政通确立了坚定的儒家信仰，韦政通自己的证词是：五十年代，使我成为一个儒家信徒的，主要应归功于牟宗三先生的启导。但是新儒家为了回护传统，总是在传统的缺陷显示出来的时候，转移话题。

[6]94唐君毅本人则在所著《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序言中指出：故中国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与全盘西化之二极，吾书可谓已与以一在哲学理念上之真实会通。从上面所引对刘邦的看法看来，可能的情况或许刚好相反，那就是敬意增加一分，误解可能也随之增加一分，离真正的历史事实，可能越远一步。

②1998年5月17日，韦政通在镇江芙蓉楼边的游息亭上，如彼告诫本文作者。不过所不同的是，韦政通虽然没从殷海光那里学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却欣赏殷海光的自我精神之可贵并且对他的相对客观①的态度和对自己的肯定感到满足和感激。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社会里，伦理的目的成了伦理的墓地，而政治的墓地也在其自身的运作过程中建立起来。上述这些影响的力量都是不小的，而韦政通却没有倒向西化一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按照韦政通自己的说法：由于一开始我便有此(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总是在拥护传统与反传统的一条狭巷子里混战？)觉悟，所以在告别传统主义后，反传统的激情是有过，但从未走向另一极端，成为一个西化主义者。本文作者认定韦政通此时已经认识了真正的自我，与韦政通先生自己的说法似乎并不完全相合。[4]5-6贺麟主张须将儒家思想认作不断生长发展的有机体，而非呆板机械的死教条，贺麟强调，既要使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上各项问题的解决，都能契合儒家的精神，都能代表中国人的真意思、真态度，同时又能善于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从哲学、科学、宗教、道德、艺术、技术各方面加以发扬和改进，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愈反对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这是韦政通的立意，这种立意是有感于新儒家和自由主义两端争胜的实际情况而发的。由此看来，韦政通与牟宗三分手，虽然在当时是以韦政通个人生活的变动的具体事件为导因，但即便没有这样的导因，分手也是迟早的事情。

因此，天人合一与其说是修养境界，毋宁说是一种依恋和回归的情感。(二)在目的和方法问题上 自由主义主要是为了进行思想的再启蒙，因此对思想自由的要求特别迫切，对传统形形色色的宗教与形而上学皆怀抱敌意。

但曾经却不无骄傲的自誉为可能是中国有新文艺以来，唯一的一部宣扬儒家的小说[2]18。如果不是朝向宗教信徒的方向努力，这个结果就是早晚会出现的。

过去几年中，曾与朋辈多次谈起这个问题，彼此都只当戏言，想不到今天真的走上这条路。韦政通指出：不论历史和文化都相当复杂，了解其中不同的对象须持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尤其应知了解人文方面的态度与方法，多半是在严格的学术训练和长期积累的功力中，慢慢摸索悟出来的。贺麟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指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大转机。如牟宗三与唐君毅两先生，皆对科学的重要性有足够的重视，但都回避问题的症结，同时又以一切科学的价值，都只有为了发展儒家的仁教的需要服务，才有意义，其本身并无绝对的意义。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如果根据韦政通身上所体现的传统的热情来立论，也可以将其放在新儒家的阵营里。其目的则在于消解其中不必要的意气之争，超越各自的学术派系立场，把杰出的才智完全收拢到新文化的建设上来，不必继续无谓的浪费了。

应当指出的是，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缺乏必要的敬意和同情，确实很难于实现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发掘与提升。因为拥有理性，并使用理性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尤其是以思想创造和现实关怀为主要趣向的理想主义者。

这个时候，人类同应一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同过失，然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韦政通则通过对新儒家反击自由主义的言论的陈述，认为新儒家们对自由主义的反击同样属于另一股情感的气机之鼓荡。

但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可是新传统主义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甚至徐复观都可以占一章的地位。因为前者是欲将政治当成实现伦理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希望将伦理当成政治的手段。就像朱子当年在李延平过世以后，因为一时间摸不清李延平学问的真趣，在如穷人之无归的情况下发现了胡五峰一样，其实朱子对胡五峰并无实质性的收获，只是因为五峰当年的身份和地位之显赫而自己的主张又能与他相同，于是欣喜若狂，愈加自信。

这种做法在事实上已经与孔孟的原始仁教精神相违背，理想中的善充当了事实上的恶。不过通过韦政通的影响，殷海光后来似乎已相当程度的改变了自己对于传统的态度，只可惜已经太迟，因为不久之后，殷海光便被癌症夺取了生命。

韦政通迷失在现实的对象——被牟宗三的传统的激情和情势的强大所笼罩。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曾为寻找自己，而或轻或重地在对象中迷失过，有的是历史的对象，有的是现实的对象。

②这不仅是韦政通对于传统的热情，也是他内心深处的历史责任感的流露。六十年代初，韦政通因个人的生活问题，使自己的人生再度陷入旋涡之中，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是他和牟宗三先生以及同门师友们当初都不曾想到的——这次事件导致了韦政通与牟宗三先生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师生关系宣告中断!韦政通1963年3月24日的日记上写着如下一段话：今天真正想到我要与‘道德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了。